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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税官(khralpon)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在各地都设置了收税官，负责税务征收。P．

P.t.1078《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讼状》中记载，瓜州节度使衙署对上诉的沙州土地纠纷案件进行了审理，税吏(khralpon)论诺热与文书官(kriyig)论诺三摩诺麦具体负责案件的调查取证。（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C]，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45；王尧、陈践，敦煌藏文文献选[C]，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81～82．)税吏(khralpon)论诺热与文书官(kriyig)论诺三摩诺麦应是吐蕃瓜州节度使衙署中的官员。该文书表明，吐蕃在河陇所设收税官(khralpon)有时还负责对民户土地进行勘验。

吐蕃在西域地区设置的收税官(khralpon)，职能也应当与沙州等地收税官(khralpon)相同。米兰出土文书xiii，12记载：

送塔赞和禄扎大人：地方巡视官(yul—mthong)的秉呈。再次祝您健康。假如阁下已收到从大罗布(nob—ched—po)军队(rtsergod)之处转来的年税，请发一个收讫函来。我等年税所存……及于阗(Khotan)羊毛，一普热(Pho—re)，对于此等货物，我正要求论?塔桑提供运输。如果这些货物全部运完，将没有一根头发和羊毛(bal)不运去。我的署名，请允许我现在附上。特请查验。

背面：大罗布之税。

大罗布(nob—ched—po)年税中有羊毛(bal)。对羊毛的征收，该地收税官(khralpon)应参与其事。地方巡视官(yul—mthong)则可能是当地的军政长官。

二、文书官(yigepa)

此沙州“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当是负责敦煌地区官方公文处理和人口户籍管理等事务的官员。前引P．t．1078《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讼状》中记载瓜州节度使衙署税吏论诺热与文书官(kriyig)论诺三摩诺麦奉命具体负责沙州土地纠纷上诉案件的调查取证，笔者以为此文书官(kriyig，亦即khriyig)实际应是瓜州节度使衙署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的简称，王尧、陈践先生将其译为押衙，似与kriyig一词的实际含义联系不大。由P．t．1078号文书可知，这类官员也负责对土地进行勘检。吐蕃沙州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也应有此职能。

吐蕃本部刻写于公元763年之后不久的《恩兰?达扎路恭记功碑》正面碑文记载：

(吐蕃金石录[M]，66，82～83，88)

蕃占时期的汉文文书中经常出现有判官一职，P．2358《祈愿文》云：“京兆都督杜公，惟愿繁祉斯集，纤障无遗，……梁卿、阎、康、张、安判官等愿天禄弥厚，宠寄日增，……”(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社，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196)

这些阎、康、张、安等姓判官则可能就是吐蕃沙州的收税官(khralpon)及书记官(yigepa)等官员。

蕃占时期敦煌汉文文书还记载吐蕃沙州蕃汉判官承担抄写经文的任务。S．5824《经坊供菜关系牒》：“应经坊合请菜蕃汉判官等。先子年已前蕃僧五人，长对写经二十五人。僧五人，一年合准方印得菜一十七驮，行人部落供。写经二十五人，一年准方印得菜八十五驮，丝绵部落供。”(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1990，412)

S．5831《请处分写孝经判官安和子状》：

写孝经判官安和子。右件人，在于行(?)累，负(?)众别行，昨十□□商□致局席设末儿悉给赞诸蕃判官等差□着酒半瓮，至今不与。又酒家征撮，比日之前，手写大乘，口常秽言不断，皆是牵万翁婆祖父羞耻耆年。先因局席上众言，后有秽言，罚得(?)问局席。安和为(违)众例，还道媱母，别有人犯者，并甘心受罚。唯有安和云：我有口言说自由，扦你别人何事。慈乌耳亦犹有乳步(哺)之恩，父母养儿艰辛至甚。去有此言，媱母者，果何言欤。请详察免众例，请处分。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5辑，1～2)

安和子又见于上引S．5824《经坊供菜关系牒》受丝绵部落供应蔬菜人名单，该人担任判官，为官方抄写佛经和《孝经》。沙州抄经活动有可能也由沙州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负责，笔者以为这些抄写儒释经文的蕃汉判官也有可能就是吐蕃沙州万户长书记(khridponyigepa)的下属或受其管辖者。

吐蕃各级政权所设之税务官(khralpon)和书记官(yigepa)，职能与唐朝的孔目官有相似之处。学界大多据《大唐六典》与《旧唐书?职官志二》的记载，认为唐朝最早是在中央集贤殿书院中设置孔目官一人，其始置时间为开元五年(717年)(大唐六典[Z]，日本店池学园事业部点校本，1973，197；旧唐书[M]卷43．职官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852)。《太平广记》卷一八六“杨国忠”条所引《唐续会要》，载天宝年间尚书省吏部之属吏有孔目官：

天宝十载(751年)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奏请两京选人，铨日便定留放。无少长各于宅中引注。……所注吏部三铨选人，专务鞅掌，不能躬亲，皆委典及令史、孔目官为之。国忠但押一字，犹不可遍。

(李防等，太平广记[M]，中华书局点校本，1961，1393)

《唐会要》卷七十二《京城诸军》云：“(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敕，左右神策军定额官员各十员：判官三员，勾覆官、支计官、表奏官各一员，孔目官二员，驱使官二员。”

(唐会要[M]，中华书局排印本，1297)

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曾多次对“孔目官”一词作注：“孔目官，衙前吏职也。唐世始有此名。言凡使司之事，一孔一目，皆须经由其手也。”“诸州镇皆有孔目官，以综理众事，吏职也。言一孔一目，皆所综理也。”“唐藩镇吏职，使院有孔目官，军府事无细大皆经其手，言一孔一目，无不综理也。”“孔目吏，今州部皆有之，谓之孔目官，亦谓之都吏，言一孔一目无不总也。”(资治通鉴[M]，卷216玄宗天宝十载(751年)二月胡三省注，卷225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胡三省注，卷228德宗建中四年(783年)九月胡三省注，卷232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胡三省注。中华书局点校本，6905，7254，7475)

《唐国史补》卷上记载，韩滉自江东人京，路经大梁，“驻车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刘)玄佐敬伏。乃使人密听滉。滉夜问孔目吏曰：‘今日所费多少?’诘责颇细，玄佐笑而鄙之。”(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7)

唐德宗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趁乱劫夺两税财赋，后来怕被责备，“既而州府残破，无以上填，乃与腹心孔目官等设法重税管内百姓以供之。”(旧唐书[M]126，陈少游传，中华书局点校本，3566)由此可知，唐朝孔目官主要负责掌管官府财赋收支、公文处理等事务，在各级衙府中皆有设置。

唐朝还设有掌书记之职，职能也与吐蕃书记官(yigepa)类同。该职虽置于唐，但渊源甚早，李德裕《掌书记厅壁记》云：

《续汉书?百官职》称：三公及大将军皆有记室，主上表章，报书记，虽列于上宰之庭，然本为从军之职。……魏氏以陈琳、阮瑀管记室。自东汉以后，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于是选。其简才之用亦金马、石渠之亚。

(李德裕，李卫公别集[M]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079，282)

可知汉代军府设有记室，主管文案，后来南北朝时期又设记室参军，(资治通鉴[M]卷136，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年)正月乙亥条，中华书局点校本，4258)到唐代逐渐演变为掌书记，在唐朝的元帅、都统府均有设置。《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外官”条云：

掌书记，掌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绌之事。

(新唐书[M]，中华书局点校本，1308)

后面又加小字注曰：“景龙元年(707年)，置掌书记。”藩镇之时，节度使府亦设掌书记之职。(参见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5～96)

吐蕃文字成熟于松赞干布时期。藏族史籍记载松赞干布命臣下创立文字后，“为了吐蕃属民能掌握声明学与语言文字等诸学科，据谓松赞干布勤勉学习长达四年之久，广大臣民学习写读文字亦风行一时。”(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二)[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1)：4)此时吐蕃政权中开始有了专门负责撰拟诏令公文的官员。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记载，吐蕃王朝大力学习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豪酋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旧唐书[M]，中华书局点校本，5222)

这一史料则表明吐蕃政权的公文撰拟及处理程式受到唐朝文化的深厚影响，所以笔者以为吐蕃的收税官(khralpon)、书记官(yigepa)之设置及其职能应当也受到了孔目官和唐朝掌书记的影响。

三、营田官(zhingpon)和水官(chumngan)

吐蕃占领河陇西域后，在推行吐蕃本部制度的同时，还适应当地实际情况，吸收借鉴了一些唐制来巩固其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营田官(zhingpon)和水官(chumngan)的设置即是如此。对吐蕃统治下河陇西域营田官(zhingpon)和水官(chumngan)的设置沿革情况、职能、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也还有一些值得探讨之处。

营田使一职是中原王朝的在边境地区进行军事营田的官员。南北朝、隋唐都在边境地区施行营田，以保证军粮供给，营田大使多由领军大将兼任。《资治通鉴》卷二0五记载，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一月，“以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营田大使”。（资治通鉴[M]，中华书局点校本，6493）唐代敦煌地区也存在着营田，一般由民户承营，无军事性质。武则天统治末年，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坏，民户逃亡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田地无人耕种，敦煌地区亦是如此。为了招徕人户垦田耕种，做出规定：凡逃户之田业，由“官贷种子，付户助营”（大谷文书2835号，武周长安三年(703年)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26），改配给其他百姓耕种，这种田地也称为营田。唐朝设置了检校营田官负责检核逃户田地，与当县官吏一起判理改配田地事宜，劝人营种。大谷文书2836号《武周长安三年(703年)三月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载：其桑麻累年劝种，百姓并足自供。望请检校营田官，便即月别点阅萦子及布，城内县官自巡。”最后一行云：“牒为录事董(文)彻牒劝课百姓营田判下乡事。”（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28，330）

该文书表明，检校营田官与县录事共同负责劝课营田。另外，据大谷文书2836号背《武周圣历二年(699年)三月二十日敦煌县检校营田人等牒》记载，检校营田官下属还有检校营田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21）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之后，藩镇兴起，节度使之下设有支度营田使。（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上，开元十年六月七日敕：“支度营田，若一使专知，宜同为一额，共置判官两人。”中华书局排印本，14388）唐朝河西节度使于景云二年(711年)始设于凉州，（唐会要，卷78，节度使[M]，中华书局排印本，1428）辖区为河西地区的凉、甘、肃、瓜、沙等州。据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唐年代未详[8世纪中期]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谷簿计会》记载，河西节度使亦在凉州设置了支度营田使，其余各州分设州营田使。另外，唐代前期西州地区也实行了营田，但这一地区的营田属于军事性质营田，用镇戍兵士从事营田劳动。（唐五代敦煌的营田与营田使考[A]，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C]，249)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逐步占领了河陇西域之地。由于河陇地区相继沦陷，永泰二年(大历元年，766年)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被迫徙治沙州（资治通鉴[M]卷224永泰二年五月条，中华书局点校本，7191）。后来杨休明被杀，节度副使周鼎接任节度使兼沙州刺史。吐蕃尚乞心儿率军攻城，周鼎拟焚城郭引众东奔，被兵马使阎朝缢杀。阎朝自领州事，率众抗蕃，以河西节度使自称，后弹尽粮绝，以“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的条件被迫投降（新唐书[M]卷216，吐蕃传，中华书局点校本，6101）。在敦煌降蕃的最初几年中，阎朝担任了吐蕃部落使，但仍然保留着河西节度使的称号。P．3481《愿文》云：

粤有千寻石祥，侧万龛灵塔安排，四□□一心，孰舆？则我大檀越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太原阎公，惟公操列寒松，心横劲草，在官国慎，清异人知，令参远向于天朝，政化大□于道路。

（敦煌吐蕃汉文史料辑校[M]第一辑，190）

此太原阎公就是自称河西节度使，带领敦煌军民抗击吐蕃达八年之久的阎朝，在被迫降蕃后担任吐蕃部落使，统领当地汉族民众。由于当时吐蕃刚刚占领敦煌，所以还暂时保留着一些唐朝的建制，阎朝仍然称河西节度使，而蕃占初期的文书如上海博物馆藏《唐定兴等户残卷》、P．2763V(2)《巳年(789年)沙州仓曹杨恒谦等牒》上都钤有“河西支度营田使印”（姜伯勤，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A]，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C]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337；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M]第1辑，487）。河西支度营田使正是河西节度使属下的主管营田事务的官员，原设于凉州，后随河西节度使一起迁治沙州，在蕃占初期这一建制和河西节度使一样也仍然存在，其管辖范围实际也仅限于敦煌地区。但是到了公元790年(庚午)，吐蕃在敦煌重新设置划分部落后，河西节度使同河西支度营田使便不再出现于敦煌文书之中。

吐蕃占领河陇西域之地后，对当地土地重新加以分配。米兰出土的米兰iV，93b记载：

兔年夏，划小罗布(Nob—chunguvi)王田为五个庄园(Bzhengs—kha)，按种田人数多少分配土地。头领(Dbang—po)和耕种者人数，根据权力与田作惯例，应登记于(户主)名下，任何人不得拥有地权，或围圈空地，任何一小块田产，都要按人数多少分配。(分定之后)不许荒废田业或破坏田界。此五个庄园的土地都树立界标。有违制占田破坏田界或使田业荒废者，将剥夺其田业，没收其庄稼，并按情节轻重治罪，将各户种田人的人数造成总册，交到边境城堡(MKhar—ris)长官处。凡有阴谋叛乱，破坏水利，反抗官府，图谋侵夺等事，一律按本城旧法律治罪。大尚论?格桑和论?赞拉本等，属于首先被委任者，已返回；执行者是节儿贝桑与多贝，此事不得间断。

背面：十五日内送上具体数字。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M]，130）

需要指出的是，吐蕃营田官主要职责之一是负责对土地进行测量，确定面积，对民户实行计口授田。这与唐朝营田官负责检核逃户田地，与州县官吏一起判理改配田地事宜，劝人营种有所不同。

此外，吐蕃营田官还负责处理土地纠纷。P3613《申年正月令狐子余牒及判词》是一件完整的官府案卷，百姓令狐子余上书吐蕃沙州官府，要求判还原先被唐朝换给别人的孟受渠附近六亩土地：

盂受索底渠地六亩右子余上件地，先被唐朝换与石英顺。其地替在南支渠，被官割种稻，即合于丝绵部落得替，望请却还本地。子余比日以来，唯凭此地与人分佃，得少多粮用，养活性命，请乞哀(?)衿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申年正月日百姓令狐予余牒。

付水官与营田官同检上。润示。九日。

盂受渠令狐子余地陆亩右件地，奉判付水官与：营田官同检上者。谨依就检，其地先被唐清(朝?)换与石英顺，昨寻问令狐予[余]，本口分地发付讫。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申年正月日营田副使阚水官令狐通牒。

准状。润示。十五日。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281～282）

案卷首先是令狐子余的牒状，吐蕃沙州官员润在接到其牒状后随即在上面批示，命令属下水官与营田官前去调查。这两位官员在调查勘检后又上呈一份牒文，报告令狐子余已得到此六亩口分地。随后官员润在这件牒文上又作了批示，同意完结本案。此营田官为营田副使阚某，实际应是部落营田官(sdevizhingpon)。文书中提到令狐子余田地被“官割种稻”后，官方要补偿给他土地，“即合于丝绵部落得替”，所以牒状中的营田副使阚某和水官令狐通当是丝绵部落营田官。此部落存在于公元820年以前，在公元820年阿骨萨和悉董萨两个军事部落成立后消失。

S．2103《酉年(805年)十二月灌进渠百姓李进评等请地牒》记载，李进评等请地耕种，后由沙州某官弁批示：“付营官寻问，实空闲无主，任修理佃种。”（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74）

营官即营田官。该文书表明，吐蕃敦煌营田官同时也负责检核“空闲无主”的土地，将其配给请地百姓佃种。这一职能则与唐朝营田官有相似之处。另外据上海博物馆藏《唐定兴等户残卷》记载，蕃占初期，河西支度营田使还负责用僦募方式招募农民强户营田，（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A]，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M]第2辑，349～352）这也是承袭唐制。吐蕃在河陇西域所设的营田官(zhingpon)源自唐朝的营田官，但其职能范围扩大，与唐朝的营田官已有所不同。

S．542v《戌年(818年)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附亥年至卯年注记》记载有寺户营田上役，如：“杨进朝五日守囚吴营田夫五日。”“安天奴修仓五日营田夫五日。”（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2辑，385，391）这些寺户实际上是到官府所有的官田上去耕作。吐蕃时期敦煌寺户在隶属于僧团的同时，也同样是官府的编户齐民（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A]，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C]，380），所以要到官田上役营田，吐蕃敦煌营田官自然也主管此事。

另外，蕃占时期的敦煌还设有主管水利的水官，除了出现在P3613《申年正月令狐子余牒及判词》以及S．3074v《吐蕃占领时期敦煌某寺白面破历》（“廿六日，白面四斗，付龙真英，充屈水官。”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M]第3辑，169）中以外，还见于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文书记载公元820年阿骨萨和悉董萨两个军事部落成立，在一个部落中任命张大力(changstaglegs)为水官(ehumngan)，在另一个部落中任命李平(1iphyir)为普通水官(spyiviehumngan)，杨六力(yangklulegs)为水官(chumngan)，王安(wangan)为部落水官(sdevichumngan)（吐蕃统治敦煌研究[M]，124；中国藏学，1989，(1)：106～107，111），表明其中一个部落人口较多，所辖区域面积较大，故设置水官人数较多，且有不同级别。这些职官设置源自唐朝沙州的水司及其职官都水令、水官和辖下诸县所设平水（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A]，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C]，275～277）。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这种职官目前仅见于敦煌。但唐朝和吐蕃在河陇西域各地都进行了广泛垦殖，兴修水利，如前引米兰iv，93b文书记载：“凡有阴谋叛乱，破坏水利，反抗官府，图谋侵夺等事，一律按本城旧法律治罪。”表明萨毗节度使辖区也有农田水利工程。所以估计水官在蕃占河陇西域其它地区也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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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三十六国，为什么设了西域都护

始设置于公元前1世纪.西汉时,都护为加于其他官号上的职称,多以骑都尉领其职,秩比二千石；东汉时为单任官职.西汉时,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与渠犁田官相近,屯田都尉属都护.都护开幕府.都护职在统领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锡尔河中游地带）等行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至新莽末年（公元23年左右）,西域乱,都护李崇没于龟兹,遂罢都护.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光武帝不许.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龟兹叛,共攻杀陈睦,遂罢都护.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

今新疆库车附近 ,其址未详）.十四年,班超还洛阳 ,继任者有任尚、段禧 .安帝永初元年安帝永初元年( 107

),西域乱,征禧还,自此不复置都护 .至延光二年(123),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行都护之职.

都护一职初设於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都护府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

台东北),监护西域诸城郭国.新朝末年至东汉初年废置.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班超平西域,遂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其址未详).至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因西域乱而不复置都护.

西域都护府位于巴音郭楞西北部的轮台县.野云沟乡和策大雅乡结合部距库尔勒市113公里,距轮台县城58公里,东经85

°04',北纬42°00',海拔高度990米, 现已辟为巴音郭楞的一个旅游点,吸收中外游客之多.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在此设西域都护府,

名为乌垒城（前名轮台国）是当时汉朝管理西域三十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当时西域都护由皇帝亲自任命,3年1替（也有延长和缩短的）从未间断,据《汉书》记载：西汉历任都护18人,其中立传可考的历史上著名的有郑吉、郑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健、李崇、但钦等10人.当时轮台国是个城郭之国.都护府直接对其

统辖,相当于现在的首府,似乎比其他绿洲城国和游牧行国的权力稍大.轮台王曾多次受皇帝亲召幸朝.汉朝另设置戍已校尉、戍部候等行政、军事、机构,对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封以王、侯、将、相、大夫、都尉等官职,他们均受西域都护府的管辖.

历史意义

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是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残酷统治,转向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汉王朝,从而加强了与内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无疑是有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有着深远的影响.匈奴是个奴隶制国家,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目的是向各国勒索奴婢和财物,“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后汉书·班勇传》）,以最大限度的剥削强加在各族人民头上.汉开西域后情况迥然不同,诸国不需向汉贡赋纳税,汉派驻在西域的戍卒和官员,其给养供奉完全取之于屯田和内地朝廷,不要各国负担.同时,内地的农业灌溉技术和冶炼工业等由此而传播到西域,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提高.汉朝的统一有效的治理,使西域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也符合于各族人民的愿望.因此,西域各国“不乐匈奴”而“慕汉”.每当汉不在西域设置都护,匈奴势力卷土重来的时候,西域诸国无不“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后汉书·西域传》）,热切地向往着内地,希望能重开玉门关、阳关,恢复汉的管辖.

西域都护府使被匈奴切断了的“丝绸之路”得以恢复发展,畅通无阻,各国人民在这条中西交通要道上撒下了友谊的种子.西域的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豌豆等）、胡瓜（黄瓜）、胡葱（大葱）、胡萝卜等植物和骆驼、驴、马的优良品种传入中原,内地的丝绸织品和铁器等工艺品、生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东西方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大地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生活.

汉西域都护府这种管辖方式,也为中国后世王朝开创了先例,十六国后凉吕光在统一西域后,曾仿效汉代,设置西域大都护,行使主权.唐代,在边区各族先后统辖在一个政府下之后,也分别设置了都护府.唐东北有“安东都护府”；北边有“安北”、“单于”等都护府；西北有“安西”、“北庭”等都护府；西南有“保宁”、“支南”都护府.这都借鉴于汉代,适应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形成和巩固的需要,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中央政权在这里开始行使主权。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行政管理机构、任命官员，派兵驻守并屯田，统计当地户口，推行汉朝的政令等等，都是国家行使主权的重要内容，它由此奠定此后历代中央政权管理西域的基础。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打破了西域各地小国林立、互不往来的隔离状态，造就了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西域各地相互交流的日益增多，增进了西域诸城邦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同时也增进了西域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增强了西域各地对中央政权的认同。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西域局势发生动荡，但西域一些小国仍派人至中原，请求中央政府派遣西域都护，反映了西域诸国对中央政权的信赖与对中央政权的忠诚。甚至在东汉灭亡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许多城邦国仍保留着汉朝颁发的印信。

由于汉朝拥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因而在统一西域后，这对西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及熟练的劳动人手，都给西域地区带来了新的因素，从而促进了西域本地经济的发展。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也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更是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它使西域与中原的经济之间产生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动，从而使西域地区的区域经济纳入到整个汉朝的经济体系之中。

随着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中原地区的文化制度对西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龟兹王绛宾从中原返回龟兹后，将中原的礼仪制度带回龟兹并加以实施。而西域地区的音乐、舞蹈也传入内地，从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张骞通西域有怎样的典故？

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旧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仓山西部诸山的总称）以东，被称为西域，是为狭义之西域。广义的两域，则把葱岭以两，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地方，也包括在这一地理概念张骞出使西域之内。西域境内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葛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分为三十六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的南北边缘。南缘自楼兰（在罗布泊附近，昭帝元凤四年更名鄯善）沿昆仑山路而西，至于莎车（今新疆莎车），凡十国，是谓“南道诸国”。北缘自疏勒（今新疆喀什市）沿天山南麓而东，至于狐胡（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北），凡十二国，是谓“北道诸国”。南、北道诸国，人口多者才八万人（龟兹），少者仅数百人（狐胡），多以种植和畜牧为生，有城郭庐舍，故统称之日“城郭诸国”。自莎车以西南，分布于帕米尔高原山谷之间者凡十国，是谓“葱岭诸国”。这些国家由于耕地面积限制，大多过着随畜转徙的游牧生活。此外，天山北麓还有蒲类、蒲类后国、单桓、乌孙等国，其中乌孙最大，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军队十八万八千人，过着随畜逐水草的生活。

公元前二世纪，匈奴征服了西域，匈奴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须、尉槊之问，向西域各国人民进行奴役和剥削，并以此为据点，向西汉进攻。先是，原居敦煌、祁连之间的“行国”大月氏，有户十万，口四十万，控弦十余万人，故对匈奴未加重视。后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冒顿死后，其子稽粥立，是为老上单于。“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因此，大月氏与匈奴成为“世仇”。大月氏人远遁，过大宛（今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征服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建都妫水（今阿姆河），以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汉武帝闻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乃募人出使大月氏，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皇帝的侍从）应募，使月氏”。

建元三年（前138），张骞与堂邑氏、胡奴甘父等百余人，从陇西出发，西行途中，为匈奴俘获，匈奴单于谓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因拘留张骞十余年，“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张骞羁留匈奴日久，监守稍宽，一日，张骞乘间与其属取道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盆地），经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东）、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到达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一路上跋山涉水，艰苦备尝，有时一连几日无食可进，赖堂邑父“射禽兽给食”。因此，从匈奴西部至大宛，共走了数十日。大宛早闻汉古代风景画鉴赏朝强大富饶，“欲通不得”，见到张骞，喜出望外，问其意欲何往？张骞说：“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诫得至，返汉，汉之赂遗（馈赠之意）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王乃派遣向导引张骞等人至康居（今苏联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又由康居到了大夏，找到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已经臣服大夏，占有大夏的故地，土地肥沃，户口殷盛，安居乐业，“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张骞在大月氏居留一年多，不得要领，乃取道羌中归国，不料中途又被匈奴俘获，拘禁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张骞乘匈奴军臣单于死，国内发生内乱，乃与胡妻及堂邑父脱身回到长安。张骞奉使出行时，率领百余人，此时仅二人得还。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报告西域情况，武帝很是满意，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拜张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张骞此次西行虽未完成原定任务，但却在中西交通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第二次出使奠定了基础。

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内地和西域即有所往来，清代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七《西域土地内属略》载，唐虞三代西域和内地即有交往。我国古代典籍中也有不少关于西域的记载和传说，《山海经·大荒西经》、《穆天子传》对葱岭以东的山川形势及风土物产均有较多记载。但作为官方正式使节，张骞及其随从却是第一次开通西域，开辟了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获得了大量关于西域各国地形、物产和风俗的资料，因此班固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古代人物画像张骞回到汉朝的前一年（前127），匈奴再度进攻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和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杀掠吏民千余人。武帝遣将军卫青、李息率汉军由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发，然后向西迂回，直插陇西，于黄河南岸打败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收复河南地（今黄河河套地区）。武帝采纳主父偃的献计，于此设置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杭锦旗北），并招募十余万人修筑城池，屯田积谷，以加强河南地的防御。但匈奴仍然不断向汉朝发动进攻。元朔六年（前123），张骞以校尉军职，随卫青再次出击匈奴，由于他对匈奴情况比较熟悉，“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汉武帝因张骞屡建军功，又曾出使西域，乃封张骞为“博望侯”。

汉武帝听张骞报告说“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又闻骞言“身毒国（今印度）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去蜀不远矣”。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遣使自巴蜀古代文人四道并出，求身毒国，企图开辟一条经身毒至大夏的交通线，但未能成功。元狩二年（前121），为了打通通往西域道路，汉武帝组织了对匈奴的第二次大战役，张骞以卫尉（掌管宫门警卫的高级军官）军职与郎中令李广，从右北平（郡治在今辽宁凌源西南）出发，以策应骠骑将军霍去病主攻的部队。张骞、李广一路虽然战斗失利，然而霍去病却大胆深入，向西挺进二千里，歼灭匈奴兵数万人，直逼祁连山下。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人归汉，西汉政府取得河西战役的重大胜利，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以保护西域交通。元狩四年（前119），汉政府又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击匈奴的战役。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人，步兵数十万人，分出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长驱直人，挺进至今蒙古大沙漠以北，、大败匈奴单于和左贤王，匈奴远遁，势力日渐衰落，汉朝与西域间的交通基本上得到畅通。

为了“断匈奴右臂”，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张骞建议汉朝“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乌孙是一个逐水草迁徙的“行国”。原居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后被大月氏人打败，被迫归服匈奴，大月氏遂占有其地。后来，大月氏为匈奴所破，两迁至伊犁河流域；乌孙在匈奴的帮助下，又将大月氏人逐出伊黎河流域，于其地重建家园。武帝时乌孙强盛，“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因此，汉武帝对于张骞的建议很是赞同，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负责统领皇帝侍卫的高级官吏），再次派他出使西域。张骞率领随从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帛钜万。此外，还有一些“持节”副使，偕张骞同行，以便沿途派往各地。

张骞等人至乌孙，正值乌孙发生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内争，几乎使乌孙一分为三。张骞见乌孙昆莫（王号）猎骄靡，转达汉武帝旨意说：“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远离汉朝，又不知汉国力强弱，加以长期依附匈奴，大臣皆不欲东徙。此时，猎骄靡已经年迈，对于国事不能专断，因此，对于联汉灭胡之事，未能做出决定。张骞无奈，即分遣副使至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苏联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境内）、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和身毒等地，自己决定回朝复命。乌孙特遣使者数十人，携带良马数十匹及译员、向导等，随张骞一道赴汉朝报谢，并借以了解汉朝情况。元鼎二年（前115），张骞回到汉朝，汉武帝嘉奖他的出使功绩，拜为大行（即大行令，是负责接待宾客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高级官员），列于九卿。乌孙使者，来到长安，见到汉朝地广人众，国家富强，回国后向乌孙王做了报告，“其国后乃益重汉”。明年，张骞去世。其后年余，张骞派往大夏等地的副使，分别偕同对方报聘使者来到长安。从此，中西交通频繁，贸易大盛，汉朝派往西域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云集汉朝边塞。所谓“驰命走马日，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即是此种情况的写照。从此，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张骞通西域，在中国史、亚洲史，尤其是在中西交通史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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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各国

二、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时，“西域”曾先后存在有36个国家。至于古代“西域”三十六国现在的地方，按历史资料，大致应是：

（一）乌孙：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察布查尔锡伯县附近几县及现哈萨克斯坦部分。是当时乌孙国的属地，但绝大部分被沙俄侵占；

（二）龟兹：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拜城县一带；

（三）焉耆：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

（四）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一带；

（五）若羌：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东南、罗布泊西北一带；

（六）楼兰：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罗布荒漠中，后改国名为鄯善（与现在的吐鲁番地区的鄯善县有别），现仅存楼兰遗址；

（七）且末：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西南，玄奘取经曾在此停留过；

（八）小宛：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东、车尔臣河南岸，为西域36国中最小的国。

（九）戎卢：在今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南；

（十）纡弥：在今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东；

（十一）渠勒：在今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南；

（上述四国全部在今和田地区东部一带，均已被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淹没）

（十二）皮山：今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东南的藏桂乡附近，尚有汉时皮山古城废墟；

（十三）、西夜：在今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西南；

（十四）蒲犁：在今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东一带；

（十五）依耐：今新疆喀什地区英吉莎县东南；

（十六）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和喀什市；

（十七）莎车：今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后被于阗吞并；

（十八）尉头：今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和喀什地区巴楚县一带；

（十九）温宿：今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和温宿县一带；

（二十）尉犁：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和尉犁县，后被焉耆吞并；

（二十一）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带；

（二十二）卑陆：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以北一带；

（二十三）乌贪訾：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昌吉市以北一带；

（二十四）卑陆后国：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以东一带；

（二十五）单桓：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东北；

（二十六）蒲类：今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北；

（二十七）蒲类后国：今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北；

（二十八）西且弥：今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东南；

（二十九）东且弥：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以西；

（三十）劫国：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东北；

（三十一）狐胡：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以北；

（三十二）山国：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东；

（三十三）车师前国：现新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交河故城；

（三十四）车师后国：现新疆乌鲁木齐市及附近地区；

（三十五）车师尉都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东南；

（三十六）车师后城国：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周围。

此外，还有大宛、安息、大月氏、康居、浩罕、坎巨提、吉宾、乌弋山离等十几个小国为西域国家，现在中亚及阿富汗、印度等国境内。

【一、起源】: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她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先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锡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一带。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处在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二、发展与破亡】:

崛起

北魏时，始见契丹族名。原分八部，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常以名马文皮贡献北魏，并进行贸易。628年（唐贞观二年）契丹首领摩会率其部落背突厥附唐。此时，契丹已形成部落联盟，君长出自大贺氏。648年,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廷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又置羁縻州十，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契丹有别部酋领孙敖曹,621年（唐武德四年）附唐。其曾孙万荣，武周垂拱(685～688)中为归诚州刺史，万岁通天(696～697)中，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之后)并为唐营州都督赵文翙所侵侮，遂举兵杀文翙,据营州反,进攻河北地区，屡败唐军。武则天征发大兵讨之，借奚及突厥之助,始得平定。是后,契丹附于后突厥。715年（唐开元三年）,其首领李失活来附，唐廷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玄宗又以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其后，契丹首领可突干再次叛唐，唐为防御契丹，加强东北边防兵力，建立范阳、平卢两节度，重用胡人安禄山，结果酿成安史之乱。唐至德(756～758)年间，契丹与唐保持朝贡贸易关系, 但亦受崛起于漠北的回鹘控制。9世纪中叶回鹘破亡,契丹又归顺唐，唐赐以"奉国契丹之印"。

而8世纪中叶后，唐朝由盛转衰，无力顾及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到了9世纪末10世纪初，唐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了。

当时盘踞燕州一带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更为暴虐，所到之处“无少长皆屠之，清水为之不流”。刘仁恭穷兵黩武，规定男15岁以上，70岁以下，皆得自备兵粮从军，“闾里为之一空”，使“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而契丹西北面的两个强邻突厥、回纥，早已分别在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衰落。在契丹社会内部，如前所述，由于生产的发展，阶级分化也伴随着愈趋激烈，国家机制的一些因素已因时萌生。

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均表明，10世纪前后的契丹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契丹社会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然而，当时作为联盟盟主的痕德堇可汗却“不任事”，在与刘守光父子争夺中，其子被俘，在“纳马五千以赎之”遭拒绝后，只好“乞盟纳赂以求之”，从此不敢南进。痕德堇对刘氏每岁秋霜落后烧其牧地草场，牲畜多饥死的暴行，反而“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按契丹俗，为盟主者必须有“德行功业”，否则应由他人替代。智勇善射的耶律阿保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契丹诸部盟主的舞台。

【大辽】

公元907年，契丹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取代痕德堇即可汗位。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声势浩大不同凡响。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契丹国。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服渤海国，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

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割让给契丹。

公元947年，辽世宗定国号为大辽，辽朝建立。辽圣宗文武韬略杰出非凡，对宋战争屡屡得胜。

公元1005年辽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并与西夏结好，从而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辽共有九个帝王，政权统治时间长达210年。其疆域幅员辽阔，东至于日本海，南到天津市、河北省霸县、陕西省雁门关一线，北达今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辽在与中原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契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

【西辽】

公元1125年辽被女真族的金所灭。在辽朝即将灭亡之际，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人向北进入漠北地区，后向西发展，征服了今天中亚的广大地区。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建立西辽政权（即黑契丹Karakitai）,又称“哈喇契丹”，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西辽于公元1218年亡于蒙古帝国。

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融合。为开发蒙古地区和中国东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契丹辉煌的历史。

【三、契丹人的消失与后裔】

契丹人大多融入其他中国北方的民族，如汉族、女真族、蒙古族等。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有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稿件来源：新华网）

乌孙：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察布查尔锡伯县附近几县及现哈萨克斯坦部分。是当时乌孙国的属地，但绝大部分被沙俄侵占；

（二）龟兹：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拜城县一带；

（三）焉耆：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

（四）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一带；

（五）若羌：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东南、罗布泊西北一带；

（六）楼兰：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罗布荒漠中，后改国名为鄯善（与现在的吐鲁番地区的鄯善县有别），现仅存楼兰遗址；

（七）且末：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西南，玄奘取经曾在此停留过；

（八）小宛：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东、车尔臣河南岸，为西域36国中最小的国。

（九）戎卢：在今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南；

（十）纡弥：在今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东；

（十一）渠勒：在今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南；

（上述四国全部在今和田地区东部一带，均已被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淹没）

（十二）皮山：今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东南的藏桂乡附近，尚有汉时皮山古城废墟；

（十三）、西夜：在今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西南；

（十四）蒲犁：在今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东一带；

（十五）依耐：今新疆喀什地区英吉莎县东南；

（十六）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和喀什市；

（十七）莎车：今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后被于阗吞并；

（十八）尉头：今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和喀什地区巴楚县一带；

（十九）温宿：今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和温宿县一带；

（二十）尉犁：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和尉犁县，后被焉耆吞并；

（二十一）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带；

（二十二）卑陆：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以北一带；

（二十三）乌贪訾：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昌吉市以北一带；

（二十四）卑陆后国：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以东一带；

（二十五）单桓：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东北；

（二十六）蒲类：今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北；

（二十七）蒲类后国：今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北；

（二十八）西且弥：今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东南；

（二十九）东且弥：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以西；

（三十）劫国：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东北；

（三十一）狐胡：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以北；

（三十二）山国：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东；

（三十三）车师前国：现新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交河故城；

（三十四）车师后国：现新疆乌鲁木齐市及附近地区；

（三十五）车师尉都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东南；

（三十六）车师后城国：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周围。

古时改朝换代，西域军队如何交接

不管怎么说，中国古代驻扎西域的军队都属于边防部队，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封闭等原因，有时中原王朝被灭，改朝换代了，这些军队却对此并不知情，这便有了“交接班”的说法和很多感人的故事。但总结起来却只有一句话，那便是祖国的利益高于天，军人爱祖国，他们用自己一腔真爱在祖国的边疆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永远值得我们尊敬与怀念、续写与实践。

最忠诚的一句话：我们终于找到祖国！

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这就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前，汉朝的势力已经进入西域。公元前101年，汉将军李广利征服大宛后，率军在西域屯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派军在西域屯田的记录。汉昭帝时，首先扩大轮台以东的军屯，然后从内地招募农民到西域开展民屯，发展稳定的农业区，“连城而西，以威西国”。通过发展屯田，实现并巩固汉朝在西域的统治。

这期间，统治西域的是匈奴，管理的都是一些松散的部落联盟，汉朝发达的经济对西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内地与西域经济的互补与交流，最终导致西域的经济与内地的经济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到了隋朝时，西域送走了匈奴人，迎来了突厥人，但是，汉朝那些屯田军人的后代们却在这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成了他们存在的见证，高昌国即是那些汉族屯田士兵后代在西域建立的佛教国家。汉宣帝时，派士卒携家属往车师前部屯田，且耕且守，这里就有了另外一个名字——“汉城”。汉元帝时，在其地建筑军事壁垒，“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称为高昌壁，又称高昌垒。同时，设戊己校尉，治于高昌，主管屯田和军事。

高昌曾先后出现四个汉族独立王国，分别是阚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及麴氏高昌。隋朝时到了麴氏高昌。公元609年，隋炀帝以征服吐谷浑打通西域通道为目的展开了一次巡行。他经大斗拔谷前往张掖，登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接见高昌、伊吾等西域27王及使者，实现了自己征服吐谷浑，疏通丝绸之路的心愿。

然而，隋炀帝接见的西域27王及使者是谁召集来的呢？这个人就是麴氏高昌的麴伯雅。当时情况是这样的，麴伯雅继位后，突厥令他依附于突厥的风俗，他势单力薄只好暂时屈从。但为了摆脱突厥的控制，他608年派出使者来到隋朝，开始向隋朝进贡。隋炀帝西巡时，麴伯雅领头，组织西域27国国王，佩玉披锦，焚香奏乐，跪在道旁相迎。随后，他又随隋炀帝前往长安，隋炀帝赐封他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还把华容公主嫁给了他。

621年，麴伯雅随隋炀帝出征高丽凯旋而归后，回到了高昌。一到属地，他便对自己的臣民说：“我们终于联系到了祖国了！”随后下令全国，要求全民解辫，并改穿中原服饰。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确切知道麴伯雅发出这道命令时心情是何等的激动与兴奋，但我们知道他的祖籍就在今甘肃兰州一带，其祖麴嘉出自春秋燕王族支系，先祖汉代西迁。万水千山并没有能够把麴伯雅与中原王朝的亲情隔断。

最民意的一句话：汉家兵马如同日月！

隋亡以后进入唐，高昌国王也由麴伯雅变成了麴文泰。麴文泰按照突厥的风俗继娶了自己的“后母”华容公主，公元631年，麴文泰来长安朝见唐太宗，唐太宗赐华容公主李氏，改封常乐公主，还让她时向唐朝上报西域的消息，使得唐朝及时掌握西域的动态（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但是，麴文泰回去以后高昌山高皇帝远，唐朝管不着他，便有些不听话了，写信给唐太宗说：“你是天上的老鹰，我是地上的野鸡，咱们各干各的，互不相干，最好谁也别管谁。”随后依附西突厥，阻遏西域各国通过其境向唐入贡，并发兵袭扰内附的伊吾（都今新疆哈密）、焉耆（都员渠，今新疆焉耆西南）等国。

唐太宗怒了。公元640年，他命令侯君集率兵出击高昌。唐军出发，麴文泰还在做梦呢，他以为唐离高昌有7000里之遥，沙碛阔约2000里，地无水草，气候异常，唐朝不可能以大兵相加。如此一来，唐军来到他跟前时，他多少有些傻眼，加上得了些小感冒之类的病吧，竟被活活吓死了。他的儿子麴智盛继位后，慌忙向突厥求救，突厥发兵，但半道上听说唐军已经来到了高昌城下，又调头回去了。麴智盛没办法，只好出城投降。唐朝在其地置西州，在可汗浮图城置庭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守，控制了西域。

这一仗，唐朝不但打通了去西域各国的通道，促进了和西方诸国的联系，同时也起到遏制西突厥的作用。据说，在唐军来到之前，高昌就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麴文泰曾派人搜索童谣的原始作者，但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而这也成了当时最符合民意的一句话，高昌的“消灭”应验在了老百姓渴望统一、反对分裂的民心里。

最伤心的一句话：西域还有我们手里！

安史之乱，唐朝将驻扎在安西、河西、北庭﹑陇右的驻军内调。抽调之后，河西走廊进入了兵力真空期，吐蕃趁机出兵，攻占河西走廊，从此隔绝中原西域，安西、北庭成为大唐的海外飞地。唐朝基本失去对西域的控制能力。但千百年后，西域仍然流传着一个“大漠孤忠，铁血郡王”的故事。

郭昕（？—808），郭子仪的侄子。唐肃宗末年至唐代宗永泰年间，吐蕃不断侵入大唐西部边疆，郭昕奉命巡抚河西、安西等地，继尔朱某之后，担任安西四镇留后。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陆续占领陇右、河西诸州，安西四镇与朝廷的通道中断。然而，四镇留守军队仍孤军坚守各镇。郭昕被隔绝在西域长达十五年，直至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始与内地联系上。

期间，唐朝守军为保卫安西与吐蕃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方面他们要维护安西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筹措军费与吐蕃军队进行战斗，因而铸造货币就成为这一时期安西军民自救的唯一方法。中国历史上也便有了“大历元宝”、“建中通宝”这些唐朝安西守军铸造的货币。

当年，郭昕辗转派遣使者借道回鹘，到朝廷间道奏事。唐帝国的统治者才惊奇地发现：“原来，闹了半天，河西、安西等地，及瓜、沙、甘、凉、肃诸州还在啊！”随后，这句话成了安西军民万里悬孤，军疲民乏，泣血死守，不失对祖国的一片耿耿忠心的历史见证。

公元787年，吐蕃军攻陷北庭，安西再度与内地失联。公元808年，吐蕃攻陷龟兹，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充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武威郡王郭昕殉职于任上，被后世尊称为“铁血郡王”。当然，这称谓里，更有让人伤心的大唐帝国的如血残阳。

最封闭的一句话：现在已经是宋朝了！

唐末西域各国纷纷自立，许多西域小国与中原的联系及丝路商旅，友好交往，均遭到阻挠和劫掠。当时，西州(高昌)，曾一度被吐蕃占领，后来西州回鹘又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回鹘王国。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后，大力发展农工商经济，厉兵秣马、国力强盛，高昌王阿斯兰汗为了加强与宋王朝的友好联系，公元963年派出42人的友好使团，携带地方名产，珠宝等向宋王朝进贡。公元981年，高昌王自称为“西州外甥狮子王”，又一次向宋王朝进献珍宝奇物，加强友好联系。随后，宋太宗赵匡义派王延德等率百余人的使团回访高昌。

当时因河西走廊为西夏占据，无法通过。王延德一行只有向西北取道蒙古高原，在沿途部族中进行联络，然后折向西南，于公元982年4月抵达高昌。王延德此行，并非仅仅是北宋针对契丹采取的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目的在于争取高昌等地方政权配合北宋收复后晋石敬瑭向辽朝割让的燕云十六州。虽未取得预期成果，但作为中原王朝继五代后晋高居诲出使于阗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官方出使活动，起到了联络东西、加强交流的作用。

王延德等受到师子王的热情接待，“其王烹羊马以具膳，尤丰洁”。接见盛况更是空前，“其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旁有持磬者击以节拜，王闻磬声乃拜，既而王之儿女亲属皆出，罗拜以受赐，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乐。又明日游佛寺，日应运泰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充满对北宋使臣的友好热情。

王延德归来后，把自己所看到一切撰写成了《西域使程记》，载入《宋史·高昌传》，成了后世研究北宋时期高昌回鹘社会状况的宝贵资料。

在王延德的记述里，当年他们一行出河西，经马鬃山进入伊州（今哈密），接待他们的是汉族人州将陈氏。陈氏先问王延德：“现在是宋朝了吗？”随后告诉王延德，他先辈自唐开元二年（714年）领州，至今已过去267年，代代相传已经十几代了。陈氏还说，唐朝皇帝颁赐的诏书敕信等还保存着（次历伊州，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

今天，一般史家认为高昌回鹘汗国的东部疆域和甘肃河西相接，伊州则是这个汗国的一部分。但在在王延德的记述里这里当时显然是一个“空白地带”。一些研究哈密地方史志的学者认为，陈氏所说“诏书敕印”之类的东西，是真是假已经很难说清了。因为，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地方近300年，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在北宋首都卞京的元旦朝会上，西域九国中就有高昌、伊州的使臣。这说明伊州使节和高昌使节是一起参加宋朝的元旦朝会的，而那时伊州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与北宋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州将陈氏述说的这近300年时光，让人觉得当时的伊州就像一个断线的风筝，独自在塞外飞了很久，而王延德的到来终于让它有了自己的归宿。

最感人的一句话：你们怎么才来换防！

赛图拉哨所，距皮山县城424公里、距赛图拉镇15公里、海拔3800米，占据此地可窥视南疆内地。赛图拉本是古老的商贸通道，是通往印度拉达克首府列城的古丝绸之路上最后一个居民点。1877年，左宗棠收复南疆后，100多清军敢死队员骑着骆驼、马匹，带着粮草，历尽艰难，跋涉一月，艰难来到了赛图拉，并迅速与当时群众联手，拉土运石，建立了军事哨卡。清朝政府由此在赛图拉、克里阳卡和麻扎达拉设卡。从此，这里成了当时政府最高海拔驻兵点，也是中国最西边境的防御大本营，承担着西部边关八百多公里的喀喇昆仑山的守防任务。

此后，赛图拉哨所经历了晚清、民国，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特务连进驻赛图拉哨所，没想这里竟然还驻守着一个班国军士兵。4年没见到人的国军士兵看到解放军第一句话就是：“哎呀，可算有人来换防了！”看着解放军军士兵的军装，他们又说：“唉，怎么又换装了啊！”看着一身破烂的国军，解放军战士流下了眼泪。

在赛图拉哨所及附属哨卡附近，埋葬了无数边防官兵，其中，赛图拉哨所遗址外约 100米处，就有大小不等的坟堆无数，其中近30个坟堆较为明显。面对这些坟堆，再听听那句：“哎呀，可算有人来换防了！” 人们就不难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军人。

古代出使西域的都有谁？

张謇、班超。

1、张骞

张骞（前164年―前114年），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人，中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故里在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城南2千米处汉江之滨的博望村。

张骞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西汉建元二年（前139年），奉汉武帝之命，由甘父做向导，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意思是“开通大道”。

张骞被誉为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东方的哥伦布”。

他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张骞病逝于大汉帝都长安，归葬汉中故里。

2、班超

班超（32年－102年），字仲升。扶风郡平陵县（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时期著名军事家、外交家，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著名史学家。

班超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但内心孝敬恭谨，审察事理。他口齿辩给，博览群书。不甘于为官府抄写文书，投笔从戎，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

在三十一年的时间里，收复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为西域回归，做出了巨大贡献。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世称“班定远”。

永元十二年（100年），班超因年迈请求回国。永元十四年（102年），抵达洛阳，被拜为射声校尉。不久后便病逝，年七十一。死后葬于洛阳邙山之上。

扩展资料：

1、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又称张骞通西域，指的是汉武帝时期希望联合月氏夹击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各国的历史事件。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汉武帝刘彻即位，张骞任皇宫中的郎官。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长安出发，经匈奴，被俘，被困十年，后逃脱。

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

因而，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2、班超再通西域

自西汉汉武帝始通西域以来，汉朝逐渐控制西域。但是到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西域反叛，与中原中断了联系。

东汉王朝建立后，光武帝因开国之初国力有限，未能在西域设置都护，西域地区遂大部分为北匈奴控制。

东汉汉明帝时期，北匈奴屡犯边疆，东汉王朝为彻底解决边患，出兵反击北匈奴，并派班超出使西域，以断匈奴臂膀。班超凭借着其出色的外交和军事才能，纵横捭阖，再次打通西域，并在西域经营三十多年，被东汉朝廷封为西域都护，封爵定远侯。

班超过世后，新任都护未能正确处理各方矛盾，导致西域再叛，班超之子班勇继承父业又一次打通西域，被封为西域长史。

班氏父子两代人经营西域近四十年，为中国的版图成型和民族团结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班超通西域过程中，还留下了“投笔从戎”，“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后世演化为“焉得虎子”）等两千年来脍炙人口的成语。

班超在西域都护任上还命令部下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尽管甘英最终未能到达大秦，但也成为了有史记载以来西行最远的中国人，开创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班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张骞出使西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班超再通西域

张骞、常惠、冯奉世、冯夫人(冯嫽)、秦景。

1、张骞

张骞被誉为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东方的哥伦布”。

他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2、常惠

常惠年轻时作为苏武的副使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汉昭帝时回国，封为光禄大夫。出使乌孙，击败匈奴，被封为长罗侯。常惠诛杀杀害汉使的龟兹贵人姑翼，之后为典属国。汉宣帝时为右将军，汉元帝时去世，谥号壮武侯。史称“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

3、冯奉世

汉武帝末年，冯奉世以良家子的身份选任郎官。汉昭帝时，按功劳次序补任武安县的长宫。被免官时，年过三十，学习《春秋》，钻研其义，读兵法，明晓其实，前将军韩增上报任他为军司空令。本始年间，随军攻打匈奴。战争结束后，又任郎官。

4、冯嫽

太初四年（前101年），随公主刘解忧远嫁和亲到乌孙国。由于她多才多智，成为刘解忧的得力助手。后嫁给乌孙右大将。她在协助刘解忧加强汉朝同西域诸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方面，作出很大贡献，深得西域各国人民的敬服，因此尊称她为冯夫人。

5、秦景

据《四十二章经序》载，明帝梦见有金人飞空而至，以为是佛，遂遣秦景与张骞、王遵等12人西行求法，至大月氏国(今祁连山一带)，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并迎回西域僧人摄摩腾、竺法兰。

张骞、常惠、冯奉世、冯夫人(冯嫽)、蔡倍、秦景、班超.玄奘曾路过西域.

张骞，西汉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著名的旅行家和外交家，他曾先后两次出使西域：

1.第一次出使：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大月氏，请求大月氏与汉朝夹击匈奴，但并不成功。至公元前126年返国。

2.第二次出使：公元前119年，他奉命出使乌孙，历时数年才回到长安.

3.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时，他与他的副使先后到过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国，发展了汉朝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同时，也因此令不少西域物产相继传入中国，中国丝绸等商品也大量被运往西域，从而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常惠

说到苏武，略具史识的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对汉朝忠贞不贰、极富民族气节的人物。其实，当年随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在长达19年的流放生活中同样故国情深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常惠。只不过因处于随员的位置，他的英名随后便湮没于历史的尘烟之中，不被更多的人所知晓罢了。

常惠大约生活于公元前的西汉时代，他的确切出生年月已不可考，但身为太原人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据史料记载，常惠应募作为苏武的随员出使匈奴，是在汉武帝统治下的西汉天汉元年，即公元前100年。这次出使的结果，如同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苏武一行受匈奴国内谋反事件的牵连，遭到长期扣押和流放。流放中，虽然常惠与主官苏武被分置两地，过着“渴饮雪，饥吞毡”的苦难生活，但是他却能镇定自若，灵活应对，寻找机会，改变处境，表现出了一个外交家应有的卓越才能。汉昭帝即位后，随着“和亲”关系的恢复，汉朝政府要求放还苏武等人，匈奴却推说苏武等人已死，拒不交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常惠设法见到汉朝使臣，言明了被囚禁、流放的真相，并为汉使编了一个故事，说是汉朝天子在上林苑射得一只大雁，雁脚上系有一封帛书，上面写着苏武等人被放逐在北海边的事，让汉使以此去责问单于，迫使匈奴放人，果然达到了目的。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常惠随苏武等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国汉朝，汉昭帝“嘉其勤劳”，任命他为中郎将，又拜为光禄大夫。这应该说是常惠外交生涯中的“初出茅庐第一功”。

常惠生活的年代，在我国现今的新疆及小亚西亚一带，这里当时存在着许多小国，号称“西域三十六国”。由于地理位置比较重要，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汉朝和匈奴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必争之地。本始二年，即公元前71年，常惠受汉宣帝的派遣，出使西域乌孙国时，正赶上匈奴与车师、龟兹两国联手，大举向这里进犯，遂力请汉朝发兵反击匈奴。汉宣帝接到奏报，当即下令调遣15万骑兵，由5位将军率领分道出征，并任命常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在这次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汉朝派遣出征的5位将军皆出师不利，只有常惠协助乌孙昆弥统率的乌孙国兵，大败匈奴，俘获名王骑将以下39000人，得牛马驴骆驼5万余匹，羊60余万头，从而使匈奴控制西域的美梦彻底破灭，也为汉朝的西北边疆赢得了一段可贵的安宁。汉宣帝因此封其为长罗侯。

后来，常惠代替苏武出任典属国，掌管臣属于汉朝的少数民族事务。他多次去到当时的边疆地区，合理地处理了许多民族事务，保证了汉朝与西域之间交通的畅通，也为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在我国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上，常惠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

〔冯夫人定乌孙〕

大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朝为了联合乌孙抗击匈

奴，选解忧公主与乌孙和亲，冯嫽作为侍者跟随公主到了

乌孙，嫁给乌孙右大将为妻。冯燎很会处理官方文书，既

熟悉汉朝事务，又了解西域诸国风情，而且曾持汉节作为

公主使者，诸国都尊她为“冯夫人”。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四月，乌孙狂王残暴，大失民

心，与解忧公主失和。狂王的儿子发兵围困汉朝使者及公

主于乌孙国都赤谷城。汉都护郑吉派兵解围。一场大战之

后，乌孙进人混乱状态。后来，肥王翁归靡与胡妇生的儿

子乌就屠刺杀狂王，自立为昆弥(乌孙王号)，乌孙局势更

为动荡，汉朝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率一万五千兵马驻敦

煌，待命征讨。

都护郑吉听说乌孙右大将与乌就屠私交甚好，便派冯

夫人游说乌就屠降汉。汉宣帝亲自下诏询问此事，派副使

二人护送冯夫人前往。冯夫人乘锦车持汉节，传汉宣帝沼

令命乌就屠到赤谷城见汉朝长罗侯常惠，并立肥王与解忧

公主所生的嫡长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破

羌将军辛武贤不出塞而撤军，避免了一场战事。

甘露三年(公元前引年)冬，大昆弥元贵靡死，冯夫人

送年近七十的解忧公主回汉地，又自愿请求返回乌孙，协

助元贵靡之子、年幼的新立大昆弥星靡巩固地位，深受乌

孙人民的爱戴。

冯奉世（前？－前39年），字子明，西汉上党潞（今山西黎城县）人。武帝末年选为郎官。昭帝时补为武安长。宣帝本始年间，他随军攻打过匈奴，回来后又担任了郎官。元帝时被封为关内侯。

从汉武帝时起，由于张骞两通西域，西域各国开始结交西汉，相互间常有使者往来。有一次大宛的使者要回去，汉武帝依照前将军韩增的举荐，授郎官冯奉世为卫侯使，带着随从人员和礼物护送客人回大宛去。行至鄯国，适逢莎车王死，其弟呼屠征趁机杀死汉朝新任命的国王万年和汉使奚充国，并逼迫南路各国跟他们立盟约，反对汉朝。这样一来，汉朝的使者就不能通往鄯善双西的地方了。冯了解到这一意外变化，未及奏请，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莎车城。呼屠征自杀。汉朝因此威震西域，西域各国再也不敢侵犯汉朝了。

冯回到长安后，汉宣帝便封冯为光禄大夫。

汉元帝即位后，冯先为执金吾。右将军典属国常惠死以后，他即代为右将军典属国。几年后又拜为光禄勋。永光二年秋，陇西的羌军，陇西叛乱得以平息。次年二月，冯班师复命，封爵关内侯，调任左将军，继续担任光禄勋。他的儿子冯翊担任了左野王。他的长女由元帝纳入后宫，得拜婕妤，很受宠爱。前39年，冯病故。冯历武、昭、宣、元四帝，在西汉统一大业上战功卓著.

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遣郎中蔡倍、博士弟子秦景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拜佛求法。蔡{音等到月氏，邀请天竺国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二僧，携带《贝叶经四十二章》及佛像，于永平十年(67年)，用白马驮回洛阳。后于洛阳城西二里御道北建白马寺。这是佛教传入我国之始。

汉明帝初年，北匈奴一再胁迫西域各国出兵，寇掠东汉的河西等地。永平十六年(73年)，明帝派遣班超出使西域，镇抚西域各国，西域与汉断绝65年的关系至此恢复。直到永元十四年(102年)，班超才从西域返回洛阳。班超在西域30年，对巩固我国西部疆域，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东汉恢复对西域的统治，保卫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和中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波斯人阿罗憾(Abraham)，在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充使入唐，仕唐为右屯卫将军，并曾代表唐朝为“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出使西域诸国，在拂林西界立碑。

还有很多。

张骞、常惠、冯奉世、冯夫人(冯嫽)、蔡倍、秦景、班超、玄奘曾路过西域